漫谈古今文化人的润笔费(焦广盛 胡广新)

 

                         漫谈古今文化人的润笔费

                                 焦广盛   胡广新

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叫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这话听起来好像有些不雅，但仔细琢磨起来还是有一定哲学道理的。我们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无论每一个行业，如果您有敬业精神，虽然不一定保您能飞黄腾达、大福大贵，但起码会吃穿不愁。如农民因种田生产粮食而使自己丰衣足食，生意人靠博取商品买卖的差价，从中获取相对的利润而衣食无忧，渔民则靠下海捕鱼换钱而养家糊口……，那么，被称为“百无一用、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又依赖什么为生呢？

说起文人的生存之道，人们自然会想起那些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的状元们。不错，考取功名混个一官半职的固然不会为衣食之小事而劳神了。但那是极少数文人能走通的仕途生存之路，中国在隋文帝开设科举制度以后至满清灭亡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中，获取状元称号的共有1000多人。但靠真才实学，参加殿试被录取的状元只有750位左右。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王维、宋代的文天祥都是经殿试而被赐状元称号的。如果想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而博得荣华富贵、使父母、妻妾、子女享受锦衣玉食的成功概率，肯定比今天中500万元彩票大奖的机率还低得多。那么，绝大多数落考的、满腹经纶的秀才们靠什么生存呢？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民靠种地、工人靠做工、商人靠经商、文人的生存之道就是靠他们手中的笔。因为封建社会识文断字的人不多，谁家要是有个大事小情的，都会经常请那些读书人过来帮忙，为他们记记帐、写写书信、状纸以及赋诗、作画什么的。完事之后往往会给秀才们一些食物或几个大钱作为酬劳，这就是早期文人稿费的雏形阶段。

我们现在把发表文章得到的报酬叫稿费，在古代可没有这个名词，过去人们通常把替人代写书信、状纸、诗、文、书、画所得到的劳务收入叫“润笔”。因为，中国古代文人一向自命清高，自古就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行业传统。明代杰出的画家、诗人、书法家、戏剧家、学者和思想家徐渭，晚年贫困，每当有人给他送来东西，哪怕是一条鱼，一颗菜，他都回赠一幅字画，以示礼尚往来，从来不肯白收别人一文钱的馈赠。后来，疾病最终剥夺了他绘画的能力，他就索性拒绝任何人的接济。可见，古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虽然贫困，但读书人自有的清高与傲气却无处不在。但话又说回来了，钱虽然被自命不凡的秀才们视为俗家之物，但是，圣贤之人也得食人间烟火，离开了“钱”这个“俗物”谁活的都别想滋润。所以古代读书人也要想方设法挣钱来维持一家老小生计的，但因历代文人又大多避讳谈“钱”这个字，以免俗气着身，就把自己耍笔杆挣来的钱称之为润资、润笔物、润格、义取、惠香、利市等。后人们把这些“专项收入”统称为“润笔”费，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稿费。但我们从古人“润笔费”三个字的字面含义理解，秀才们收取的只是一些购买纸、墨、笔的一些费用。出工、出力都不收钱，是为您义务服务。至于这些文化人收取的是成本费，还是真正的劳务报酬，这都无关紧要，只要双方认可就ok了。

那么，古代知识分子润笔费是如何收取的，收取的是多、是少、是高、是低，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它是随着秀才们文章水平的高低、字数尺寸的大小、作者的知名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发展而变化的。在中国历史上，创造文人“润笔”费最高纪录的当属于汉武帝时期的司马相如了。成语金屋藏娇，金屋的户主陈阿娇女士，因心眼小、嫉妒心重，被汉武帝贬到了长乐宫，失去了宠爱。后来，阿娇听说司马相如的词赋写得非常好，便求他代作一篇文章名曰《长门赋》，全文共633字，主要回忆少年时期阿娇与汉武帝相亲相爱的情景，以及犯了错误后独处长门，过着凄凉愁苦的日子。汉武帝看到了这短短的600余字的文章后，便回心转意，原谅了她的过失，阿娇又重新得到了汉武帝的宠幸。陈皇后一高兴，赏给了司马相如黄金1000两作为稿酬，平均每字报酬约合黄金1.6两，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大约每个字5000元，一字千金这个成语就来自这个典故。

但是，能得到像司马相如这样高润笔费是极个别的现象，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具有代表中国文人稿酬的普遍性。绝大多数文人如果单一的依靠“润笔”费为生，其生活是相当的艰苦的。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哪一个不是中国诗坛上超“大腕儿”一级的响当当的人物，又是生活在国富民强的大唐盛世。但是，他们这一批文坛上的明星大腕，基本上也是光着屁股坐花轿——表面风光无限，实际贫穷不堪。如诗圣杜甫和他的好友郑虔，被唐明皇称赞为诗书画三绝的皇家研究院教授，但他们所过的生活不仅仅贫穷，而且相当的寒酸。那么大的名人，不仅无钱买酒，还常饥一顿饱一顿的吃不饱饭。杜甫曾因贫穷而营养不良，被朋友请去吃了一顿酒席，因暴食过多而亡。郑虔老先生也好不到那去，穷的连招待客人坐的一块薄毯都买不起。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怪杰郑板桥，以画墨竹而闻名于海外，现在文物拍卖市场上，一副郑板桥的墨竹画几十万、上百万的成交价已不是什么新闻。但是，生活在清代的郑老爷子不仅不是我们想像中腰缠万贯的“大款”，而且生活的相当清贫。虽然求画者不少，但给润资的人并不多。更多的人是想得到画后夸奖几句把画白白的拿走。这对于靠卖画为生的他来说，此举无疑是断了他们一家人赖以生存的“口粮”，最后无奈逼迫老先生自定了一份“义取”表，贴在门外。大幅六两，中幅四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可见，古代文人如果单靠舞文弄墨，写诗、卖画要养家糊口是多么的艰难。人们经常说的穷秀才，其原因就是因为古代知识分子大多数生活拮据的缘故。

满清灭亡以后，文人的稿费收入有了提高。抗战前夕，《鲁迅风》杂志有一个简单的报道，介绍了上海作家稿费收入及经济状况的情况，一等著名的作家，每1000字稿费在5—8元左右，每月稿费、编辑费等纯收入都在400元以上，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12000多元。在30年代一块银元的购买了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左右，当时一块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在北京也可以请客吃涮羊肉，在上海可以买两份西餐，当时一般电影票价为2—8角的银元，梅兰芳等“国际大师”的票价一块银元就可以买到。所以，在当时社会中知名度高的文化名人，其生活收入是相当可观的。这一级别的作家主要有：郁达夫、田汉、鲁迅、巴金、茅盾等。二等作家是指已经成名的，他们的稿酬一般为1000字3—5元，月收入在200元左右，如成名的夏衍、胡风等是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第三等作家小有名气，稿酬为每1000字稿酬2—3元，月收入为120元左右，如丁玲、萧红、萧军等。是属于当时社会中既吃不饱也饿不着的工薪阶层。第四等的作家收入最低，稿酬为1000字1—2元，月收入约为20—30元，在当时的社会属于普通贫民。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稿费报酬并不算低，当时职工的月工资平均为40元左右，而一部长篇小说的稿费就达数千元之多。老舍、张恨水、艾青、吴祖光等文化人，都在50年代用稿酬在北京买下了自家的四合院。但“文革”期间，各出版社单位自动取消了稿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律不付报酬。发表文章享受更多的是荣誉，而不是酬劳和金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由过去的单一的追求物质生活转而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和享受。好文章好剧本也成了多家出版社和影视公司的抢手货，随着文化市场的激烈竞争。文化人的“润笔”费也一路飙升，不断创出新高。《康熙微服私访记》的编剧邹静之每集的稿酬40000元，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而王朔的《看上去很美》十八万多字，作者得到的各种酬劳就高达两百多万。在国富民强的今天，昔日被称之为“穷秀才”的知识分子不仅不会像他们先辈那样为生计而忧愁，而且生活的相对富裕，其经济来源远远超出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如果诗仙杜甫在天有灵，他一定会有怨有恨，怨自己才高而命薄，恨自己早生了一千三百年。